应严禁打农村宅基地的歪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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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今后的经济增长与发展,重点与关键是在自主技术创新与广泛的产业升级,而不是土地制度。我国的土地制度是合理公正有效的,应当也必须保持稳定。农村土地尤其是宅基地,更应保持总体稳定不变,谨防以种种名义打宅基地的歪主意。应继续适当限制资本下乡。“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重中之重。”“应推进土地的市场化。”“释放内需潜力的有效方向是土地制度市场化改革。”“实现农村宅基地市场化流转具有重大经济意义,建议从土地确权、土地流转、土地金融等三方面突破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瓶颈。”“建立针对鼓励农村宅基地进入流通市场的机制”;“探索‘三权分立’,建立宅基地交易中心”“鼓励城市工商资本有序进入农村,促进农村宅基地及其之上的住房资产化进程。”“你既然成为市民,农村就不应该再拥有宅基地,没有这个必要,有助于推进城镇化的建设”。“农民的财产性收入通过交易之后就会大幅度增加,或者陡然增加。”看到如此言论与“呼吁”,我既感到震惊,又不感到震惊。之所以“不感到震惊”,是因为多少年来,包括理论学术界、业界与政策部门在内的很多人士,一直有这种“呼吁”,甚至也有“试点”性实践活动。这一并不小的声音,总在“打土地的主意”,特别是农民的宅基地。在这些声音看来,宅基地不进入市场,不予以完全市场化交易,就是“改革不到位不彻底”,“就是不解放思想”,“就是阻碍了市场化改革”,惟有包括宅基地在内的中国所有土地完全市场化,以至私有化,才叫“改革到位”。又所以“感到震惊”,是因为上述引用的这位某机构首席经济学家,在1月9日的一个公开论坛上,算了很细的帐:宅基地市场化可以如何促进消费,如何在未来15年增加多少GDP,如何促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如何实现宅基地市场化,如何设置配套性制度措施,最后落脚“土地金融”。表面上看,具有很大诱惑性以至“合理性”,但其内在逻辑实在难以说得通,也与中国以至世界范围内的现实不符,无论这个“现实”是当下的还是长久历史视野中的。首先,这位某机构首席经济学家的通篇演讲,在我看来,最终目的是“土地金融化”或“土地资本化”。所谓“金融化”,无非“是指一个国家的经济从工业资本主义向金融资本主义的转移,金融行业的地位、规模、盈利不断增加。它是一个经济债务化与证券化的过程。”一旦像他说的“17万平方公里”或者“15万平公里”的宅基地市场化并用于金融交易的抵押,哪怕是他讲的“每年释放1%(15亿平方米)”,就可创建与衍生出巨额贷款与证券化金融资产。问题是,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金融资产在过去多少年来几乎以全球最快的速度在增长,成为了全球最庞大金融资产的拥有者。来自金融业的GDP占比,美国年发生大规模金融危机时为8%,日本为5%,中国年上半年即为9.2%,年为7.73%,年为8.86%。金融资产总额与GDP的比率,中国几乎是全球最高的。相比之下,再考虑到发展阶段的差异,中国经济的金融化是否已经“过度”?大家去思考。更成问题的是,今天中国经济的金融化程度,是相对增加了实体经济的成本和难度,而不是减轻了。如果再将作为最主要财富的土地予以金融化,金融交易与金融资产泛滥,从而金融过度化,便是确定无疑的。这难道符合“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大政方针吗?过去几百年以来,先是西班牙,再是荷兰,后来是英国,现在是美国,都已活生生地表明,一旦金融过度化,也就是一个国家由盛转衰的开始!其次,中国的土地要素能够市场化的都已市场化,土地市场化已达到相当程度。除了农民宅基地外,承包田、林地等耕地与非耕地的确权、使用权流转,早已有法可依,有规可循,没有流转障碍。作为一个具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在坚持土地公有制的基本原则下,达到今天这种程度的土地使用权市场化流转,还有什么土地“改革不到位不彻底”的?还有什么“这几十年来这些领域的动作非常缓慢、长期得不到突破”的?还有什么“思想不够解放,没有真正用市场化的理念来指导改革的实践”的?难道非得像一些人主张的“土地私有化”,才是“真正做到了土地市场化”?才是“最终促进了要素市场化”?且不说,当今世界上那些照搬西方经济学教科书或者全盘接受了西方灌输的新自由主义主张的土地私有化的发展中国家,是如何形成大规模失地农民并变为城市贫民与流民,导致城市贫民窟,从而对经济发展、政治秩序、社会稳定形成了巨大阻碍,都是明明白白摆在那里的现实。难道还要怂恿推进中国土地的私有化吗?就说我们中国自身,做出这些“呼吁”的人士,就不会睁睁眼看看中国历史,而不是仅仅盯着脚尖说事?在中国悠久历史上,既有过土地公有制(以西周“井田制”为典型代表),更有从战国时代开始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前两千多年的土地私有制。要说土地私有制,中国的历史最长。然而,两千多年的土地私有制,成了“中国历史周期律”的基本动因。土地私有,土地进入市场交易的结果,就是土地的高度集中与垄断。“富者连仟陌,贫者亡立锥之地”,是西汉董仲舒早已深刻认识到的。这一局面的最终结果,无一不是大批农民失地,流民四起,也无一不是以“均田地”为大旗,兴起大规模农民起义,推翻旧王朝。新王朝起初吸取教训,抑制土地集中与垄断,但由于土地私有制与市场交易制度仍在,也就避免不了上一个王朝的结局。直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成立,开展了史无前列的大规模“土地革命”,确立了土地公有制度,才最终彻底打破了这一“历史周期律”。新中国的土地公有制度,正是过去70多年来尤其是过去40多年来,取得巨大历史性发展成就,致使世界上几乎最高程度的人民获得感、幸福感与社会稳定和诣的一个基本制度保障所在。那些主张土地进一步市场化以至私有化的人士,是不是又要让中国回到年之前两千多年的“历史周期律”中?何况,就是他们论证土地私有化必要性时所经常提起的美国,也不是一个土地完全私有制的国家。美国在赶超英国的成功发展阶段,一个重要支撑便是“土地国有制度”。即使今天,美国联邦政府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地主”,拥有全美土地的28%。第三,广大农民的宅基地不进入市场流转交易,保持宅基地总体基本稳定,恰恰是中国几十年里实现高速经济增长、快速现代化和社会稳定的战略性根基之一,也是最为关键的一个保障性风险抵御缓冲带和稳定器所在。的确,过去几十年来,大批农民离开土地离开乡村,加入到全球最为庞大的统一劳动力市场。这既推进了中国的快速工业化与经济增长,也极大地提升了农村人均收入。农民工成为中国当代产业工作者的主体。特别是,中国一次次抵御了外来的或者内部的重大风险冲击,包括眼下仍然没有结束的空前新冠病毒疫情冲击,极大地维护了中国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的连续性稳定性有效性。为什么?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保持了农村宅基地的总体稳定,杜绝了宅基地的市场化交易。且不说,只要宅基地在,广大进城务工的农民,在遇到诸如年西方大规模金融经济危机和这次新冠疫情冲击而集中大批失去城里工作时,可以也能够顺利“返乡”,继续维持生计,保持劳动力的生产与再生产能力,不至于像有些国家那样沦落为城市流民而引发社会动荡。即便是没有危机冲击的平常之日,有农村宅基地在,进城务工的农民的心里就有底,老人孩子有着可以承担得起成本的生活之地,尽管有着一家隔离之痛,却不必被迫挤到城里,而增加务工者的经济与心理压力。农民工的心态也就相对宽松些。无疑,这既有助于农民较为安心地进城务工,也有利于用工单位的管理,以及城市治理。何况,进城农民总有成功与失败之分。成功者,当然有,可以在城市安心落户居住。问题是,不成功者总是大多数。更不用说,相当部分进城者,无力依靠较低务工收入(由于我国大多数产业仍处于中低端而使普通务工者收入较低)而维持城市生活成本。由此,对于大多数农民而言,宅基地是最后的基本保障。作为最后基本保障的宅基地,就绝不可拿来交易,也就绝不可市场化。我完全同意和赞赏那些长期坚持深入乡村与农民群体调研的学者的结论与观点:即使一部分农村宅基地闲置,对于我国现代化进程而言,在今后相当时期内,也是一项必要必需的战略性冗余。依此而言,诸如“你既然成为市民,农村就不应该再拥有宅基地,没有这个必要,有助于推进城镇化的建设。”实在是缺乏对于一个14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的广大农村与农民有着起码了解的肤浅之说。第四,所谓将宅基地推入市场,“农民的财产性收入通过交易之后就会大幅度增加,或者陡然增加。”以至增加消费和社会有效需求,云云,实属“一锤子买卖”的短浅而无益之议。我们就按本文开始引用的这位某机构首席经济学家的数据,农村宅基地土地均价分别为:一线城市元/平方米,二线城市元/平方米,三线城市元平方米。一般农村宅基地平均占地大概在平方米左右,大部分宅基地在三线城市辖区,卖了后的收入也就是34.万元;按二线城市价格算为55.万元;按一线城市价格算的收益为万元左右。就让农民拿着这点一次性“财产收入”到城里买房子与消费?且不说根本无法买得起一线城市的房子,就算买得起三线城市的房子,能够在三线城市找到稳定的工作吗?有着能够养家的稳定收入吗?三线城市有足够产业支撑大批失去宅基地的农民就业吗?卖了宅基地后,也许会刺激一时的一点消费。然而,这种刺激起来的消费根本没有任何可持续性,更不会有什么实质性提升。长期来讲,实在是一种加剧贫富分化、抑制消费与社会总需求,从而将经济拖入低增长轨道的一种主张。根本谈不上这些人说的针对普通农民和整体经济的其他好处。唯一获得好处的,是那些大资本拥有者,助长了社会财富的集中。第五,所谓“鼓励城市工商资本有序进入农村,促进农村宅基地及其之上的住房资产化进程。”实属“农地与宅基地资本化”。一旦资本化,证券化也就随之而生。证券化与资本化是相互促进的。无论耕地还是宅基地的资本化,自然会持续吸引大量资本下乡。只是,一旦资本化与证券化,就会致使土地集中化。这是否会促进土地的集约化使用,有着极大疑问,倒是农村土地收益的大部分流向大资本拥有者,从而加据贫富悬殊,是毫无疑问的。何况,土地资本化也就是金融化,也就产生上述金融化问题。总之,中国今后的经济增长与发展,重点与关键是在自主技术创新与广泛的产业升级,而不是土地制度。我国的土地制度是合理公正有效的,应当也必须保持稳定。农村土地尤其是宅基地,更应保持总体稳定不变,谨防以种种名义打宅基地的歪主意。应继续适当限制资本下乡。慎提“土地金融”,更应防止实事上的土地金融化或者资本化或者证券化。我国的金融体系、金融工具和金融市场,不是不够,而是已经开始过度了。“金融回归本源,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不仅仅是指金融业务的主导努力方向,更意味着金融体系的收益要降下来,以降低实体经济成本。美国今天的金融体系与金融结构,不仅不是中国的目标,反而是尽力杜绝的。“金融抑制”而不是“金融深化”,才是美国当年赶超大英帝国的“黄金发展期”的真实“秘籍”。对此,还是让我们多听听多思考思考针对当今美国金融体系予以深刻强烈反思也绝对有资格做出批判的一位有着美国最高决策层工作经验的学者的声音吧:“过去,银行家的工作虽然看上去枯燥乏味,但他们备受他人尊敬,是所在社区的支柱……对财富的热爱并不一定是万恶之源,但金融一定是许多国家种种弊病的根源。以金钱为中心的短视与道德败坏的风气通过贪婪的银行家逐步蔓延至美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各个领域,它改变了美国社会的本质,使许多美国人变得更加物质主义、自私以及缺乏远见……尽管金融十分重要,但它并不需要如此庞大的金融体系作为支撑。今天的金融部门太过臃肿了,它做了太多不该做的事,却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金融并没有发挥自己的职能为社会服务,它实质上是在为自己榨取利润。”

(写于年1月11日星期一)

《连平呼吁宅基地实现市场化流转,每年可创造3.5万亿元GDP》,参见年1月9日的界面新闻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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